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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陷入保增长还是压通胀迷茫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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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发布日期:2011-11-21
核心提示:在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下,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放缓而通胀风险犹存的两难局面?又将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?自2007年8月初...

在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下,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放缓而通胀风险犹存的两难局面?又将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?

自2007年8月初美欧货币市场流动性吃紧之时起,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四年有余。危机不曾缓解,反而愈演愈烈,只是其主要形式从金融机构的次贷危机转变为欧美的主权债务危机,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有增无减。

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前景难测,根本原因在于真实增长的根基已经动摇。超发货币、财政透支一用再用,还能再用多久?政府救援还能起作用么?中国经济风险已现,是隔岸观火,还是自躬反省,避免类似的错误呢?能否深化政治经济改革,进一步向民间开放,加强产权和创新机制的保护,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,避免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

11月11日至12日,“2011年财新峰会:中国与世界——寻找真实的成长”,正是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、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、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、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、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、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、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拉戈等嘉宾参加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。

在为期两天的峰会中,近百名专家和政界人士围绕“寻找真实的成长”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,内容包括2012年最重要的问题、金融动荡、变革与增长、拯救债务危机、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、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等热点话题。

不走回头路

鉴于货币与财政纪律的缺乏是金融危机的根源,而中国经济正处于“保增长”与“控通胀”的微妙平衡中,针对货币政策的讨论成为峰会的热点。

在诸多与会专家看来,当下国内通胀压力虽然有所缓解,但通胀风险并未彻底消除,这制约了货币政策辗转腾挪的空间。政策应对的当务之急,在于更加灵活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,同时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,从而令调控更有效率。

“过去三年货币供应速度过快。累计货币增速超过GDP增速50%,接下来如果货币增速慢于GDP增速是很正常的,是对过去三年错误的纠正。”在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看来,明年通胀水平仍会较高,劳动力成本升速很快,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近期也出现反弹,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能轻易转向。“眼前信贷增长速度又加快了,过去的剩余货币未来如何得以消化呢?”

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,中国货币政策不会走回头路,理想状态就是维持稳健。货币当局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,同时适度加息,两种货币工具配合使用。这样既可以明确向市场发出不再继续收紧流动性的信号,也可以进一步控制通胀水平。

范剑平称,在政策力度上不必进行大的调整,而要把工夫下在结构调整上。比如,对中小企业信贷给予定向宽松;调节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,对企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发债、上市和再融资等需要给予支持。

国内金融体系仍未彻底实现市场化,制约了宏观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。“要么限价,要么不限价;要么限购,要么不限购,我们的政策多是‘二进制’,很少有适合微调的工具。”哈继铭所指的“微调工具”,最重要的是利率。要使利率成为有效的微调工具,正确的价格信号非常重要,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的任务显得非常紧迫。

巴克莱资本新兴亚洲市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,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利率市场化,即取消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管制。但此前,管理层还需要大力发展银行间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,只有这样,货币政策工具才有着力的地方。

在他看来,现在很多从银行借钱的机构,如政府融资平台、大型国有企业,它们做的大多是长期项目。这些项目,从银行借钱,其实不是最优的融资渠道。这是因为,它们从银行借钱的同时,也限制了利率的灵活性。而债券市场的发展,不仅可以为其提供更广泛的融资渠道,更是可以在利率市场化后,帮助市场发现利率的真实水平。

金融市场化的另一重任在于,加快多次层资本市场建设的步伐,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。

厚朴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方风雷称,当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点是新板市场和国际板。

他认为现在首先应加快建立新板市场,这一市场可依托现有的三板市场,借鉴纳斯达克的体制,为数十万家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。另一方面,还应该加快国际板步伐,令其与人民币国际化、外汇体制改革结合。政府还应推动其他市场的开放。在债券市场方面,应允许公募、私募,投资级的、非投资级的都进入。还应积极发展私募股权基金,允许机构投资者建立基金的基金。这样可以避免大的机构诸如社保基金、保险公司等投资主体的行政化。

改革再起步

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,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、环境和经济成本。这种模式被公认不可持续,转型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

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,虽给出口造成困扰,但也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契机。

然而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增长质量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放缓,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痛楚。在出口不可避免下滑的形势下,如何提高经济中消费所占份额,引导更具效率的投资增长,无疑成为重中之重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判断,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恶化趋势均将延续。比之投资和消费,出口因素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将大大弱化。“和过去32年的平均数相比,GDP下降1个到2个百分点是正常的。未来十年,中国可能只能指望8%到8.5%的平均增速。”

在他看来,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。目前导致投资结构扭曲的重要因素在于,在资金配置方面,投资更加倾向于政府和债务性资金,而非市场和权益性资金。

而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,资金主要在中央,但城市化投资却更多发生在地方。“这些扭曲无疑会制约今后的城市化进程,所以,是调整的时候了。”李扬称。

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于,一方面,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桎梏难被打破;另一方面,则是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加剧。

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称,近年来中国行政干预市场持续加强,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倒退。此前最多的资源配置扭曲集中在国营企业。近年来,资源配置扭曲在私有部门里也迅速滋长。这使得目前中国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扭曲已经退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。

以房地产市场为例,许成钢分析,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殊的高价,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对土地供给的限制,特别是2005年后对土地供给实行严格的限制,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非常快。

这本身是由于行政干预市场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。但最终为了降低房价,政府又采用限购等行政手段再度干预市场需求。

当两种手段叠加,政府对供给和需求同时进行行政干预,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房地产行业整体萎缩。进而大幅削弱中国内需,并导致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。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,政府应转变角色,减少行政干预行为,更多让市场进行调节。

近几年来,改革的进度不尽如人意。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如资源价格改革、垄断行业的改革、收入分配改革、医疗及教育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,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改革倒退的现象。行政主导的倾向进一步强化,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相结合,阻碍了改革步伐的推进和改革收益的公平分享。

社会舆论一方面要求加快改革,另一方面对改革信心不足。如何凝聚改革共识,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,意义重大。

对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,不可避免要面临诸多阻碍。应如何选择次序,减少阻力,加快步伐?

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,改革应从“最低的地方摘果子”,从最容易改的地方着手,而社会领域改革,诸如户籍制度改革、教育改革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、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等最易看到成效。

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?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(Kenneth Lieberthal)认为,中国需要重大变革,变革必然付出成本。

在现行经济模式下,对地方政府建立新的激励体系至关重要。包括省、市、县在内的地方政府需要提出新的、不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激励机制,比如鼓励服务业发展、改进知识产权保护、实施环境法等。

亦有学者建言,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,在于开放市场,引入竞争。

刘世锦指出,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,意味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。其重点在于,需要促使资金和其他资源向创新和产业升级、向中小企业流动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,放宽准入条件是必要前提。“尤其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,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,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的空间。”

谨慎对风险

应对国内外风险是另一当务之急。

今年以来,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,欧洲债务危机加剧,全球资本市场地震连连。发达经济体财政风险急剧攀升,货币政策却已无施展空间。且多数国家面临选举压力,政治局势僵化,政策制定愈发迟缓,经济前景堪忧。发达经济体的疲弱前景给新兴经济体提出更多挑战,面对出口下滑,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,经济结构调整是否会诱发更多风险?对于此,政策制定者又将何以应对?

在刘世锦看来,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固然面临着外需放缓,出口增速下滑的风险,但内生性风险也不容小觑。除了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,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和增长放缓使得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风险,都需要引起重视。

目前,对房价的调控仍处于胶着期。虽然房市交投量渐显低迷,部分城市房价也开始出现环比回落,但在与会专家眼中,调控远未结束。“至少到年底之前,调控绝对不会退出。”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,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还是不会放松,在未来6个月或12个月,房地产行业资金链会非常紧张。

但她并不认为此轮调控会使大的开发商资金链断裂。“去年开发商充电还是很足的,倒是有一些小的开发商,可能有一些问题,但是房地产行业并购现象明显,像万科合并了很多小的开发商。”

瑞银证券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认为,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现在还不能退出,一旦退出就可能出现爆破性反弹。“如果现在退出,这一两年调控政策就宣告失败。”至于调控政策什么时候适宜退出,她认为要在保障房热潮过去之后,再来关注商品房的发展。“如果不改变低利率、不收房产税,房地产调控还是不能切中基本面。泡沫肯定还是会出现,最后还得老百姓买单。政府不能今年也新政,明年也新政,还是要改变最基本的事情。”

和房价泡沫类似,在诸多内生性风险中,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解决也显得十分急迫。

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,化解地方债风险,可以用中央政府的长期信用置换地方政府的短期信用,即解决期限错配的短期性风险。在此基础上,再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,为宏观政策腾出必要的时间和空间。

刘煜辉认为,最近出台的政策给予地方融资平台一些空间,比如四个城市自主发债融资。“但这主要是针对未来增量的问题,对于最近两年急剧膨胀的、已经存在的债务没有实质性帮助”。

他认为,虽然银监会新政策允许平台债务有一次展期,但这种展期对解决庞大存量债务作用有限。到偿付期时间点,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因此,中央政府长期信用和地方政府短期信用的置换最为关键。

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则称,中央政府还应支持地方政府财政改革,允许地方政府有更多稳定的税收来源,例如物业税。至于其他方面的措施,还可以考虑允许大的商业银行,例如工行、建行去购买那些小的地级市股份制银行。

这些小银行因为体制问题不能做完全商业性的业务,一直受到地方政府干扰,如果让工行、建行等大行购买它们,则可以通过大行强大的风险管理体系帮助它们规避风险。

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贾庭仁建议,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除了要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和预算管理,建立预警机制,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,限制融资规模,防止过度负债也十分重要。

此外,还应该通过立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,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城市化建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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